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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垃圾分类一周年,人大代表彰显成绩

作者 : 垃圾分类网 发布时间: 2020-07-6 364 人阅读

7月1日是《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》施行满一周年的日子。从条例实施起,上海市人大开展了为期一年的常态化执法检查,明察暗访数十次,深入社区、商场、学校、医院等各类场所,足迹遍布上海16个区。这两天,执法检查更是进入密集期。

怎么看待这一年上海垃圾分类实效?记者采访了10位市人大代表,他们都是执法检查的主力军。

“超出预期!”代表们记得,当初立法调研时,他们拿着草案进社区与居民讨论时经常争得面红耳赤;他们也记得,条例高票通过时的兴奋与些许担忧,“我们都投了赞成票,可心里很忐忑。如果推行不下去,怎么办?”如今再次走进社区,他们看到的是居民们的分类热情和各种分类技巧、匠心。

有代表说,“今年端午,很少有人问,粽子叶属干垃圾还是湿垃圾,为啥?因为去年这些知识点我们都充分讨论过了,大家都是分垃圾的高手!”

有代表提起,“全市大大小小的垃圾中转站、处理站,我一有机会就去看,有的在变大,有的变得更高科技了。”

有代表感叹,“疫情期间,我一直在翻垃圾箱,真的,没有一次让我失望啊!分得都很好!”

代表们的感受,也说出了上海市民的共同心声:垃圾箱已成了城市风尚的一面镜子,垃圾分类新时尚在上海蔚然成风。

“盆景”长成“风景”

上海这么多小区,各小区情况不同,大家都践行着各自的垃圾分类经。

6月30日,市人大城建环保委赴徐汇区国贸汇视察垃圾分类工作。市人大代表洪程栋特地留了个心眼,商场中央摆放的那几只垃圾桶,他没看几眼,倒是跑到地下室去翻那些捆扎好的黑色垃圾袋。“我打开了三袋,都分得很好,没有混杂的垃圾。”

市人大代表赵爱华同样把她所在街道和社区的垃圾桶翻了个遍。“疫情期间,我担心疫情影响居民垃圾分类的执行力,就时常翻翻附近的垃圾桶。没有一次让我失望,居民们干湿分类的纯度都很高。”

可一年多前,赵爱华并不这么想。去年的市人代会上,她坦言,作为一名在固定废弃物领域工作了28年的“老环保人”,她明白垃圾分类非举手之劳,而是系统工程,做得不好,很容易变成一场“秀”。她甚至直言不讳:“垃圾分类能否持续推进,我对此表示担忧。”

一年后,赵爱华的态度大逆转。“之前我们所担心的‘九龙治水’、居民不响应,统统没有发生。我要为上海市民的垃圾分类实效点赞! ”赵爱华以自己所住的汇景苑为例,“最初小区什么动静都没有,我还挺着急的。《条例》实施后,小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很快上了道,无论是硬件设施配套,还是居民分类效果,都很棒。”

许丽萍代表对普陀区长征镇梅川馨苑小区的做法记忆犹新。这是个有300户居民的老小区,一开始实施定点定时投放,居民总体上配合有序,不过也会有居民错过投放时间。随着管理升级,小区实施24小时开放垃圾箱,居民随时可以投递垃圾。没了约束,居民依然投放有序。

“人性化措施的背后,我看到的是收运车运输频次增多、智能化管理升级,更重要的是社区治理能力的提升。”许丽萍说,上海这么多小区,各小区情况不同,大家都践行着各自的垃圾分类经。基层社会治理对垃圾分类起的作用功不可没。

“上海垃圾分类已从‘盆景’长成‘风景’。”市人大城建环保委主任委员崔明华说。这一年来,市人大城建环保委每次明察暗访,都看到了实实在在的变化。近日,崔明华去外滩枫泾夜市逛了一圈,嘈杂闹猛中,他暗暗观察了下周边的垃圾桶,“分类垃圾桶摆放有序,地面整洁干净,我还跟城管聊了聊,他们对设摊摊主都做足了宣传。”

智能化助力垃圾分类

人工智能上场,化解社区人手紧张之困,一些小区走出志愿者路径依赖。

今年6月一次执法检查中,浦东新区北蔡镇城运中心的一块大屏幕让不少代表印象深刻。屏幕上展示的是北蔡镇垃圾分类智能化管理系统,一旦发现垃圾混投,手机端就会给出“差评”,后续处理机制瞬间激活,2小时内,收到工单信息的城管街面巡查队员将上门督促整改。

北蔡镇拥有2081家沿街商铺,涉及24条主干道路。生活垃圾分类试点后,商户配合度不高、过了收运时间随意弃置垃圾等问题困扰着城管。北蔡镇用“一网统管”来解题,将所有沿街商铺纳入垃圾分类智能化管理系统,与街道城运系统无缝对接。

虹口区以及长宁区虹桥街道、周家桥街道也在进行了类似探索。这一年,代表们观察到,一些小区已走出志愿者路径依赖。从一开始大量投入人力,如今依靠遍布于社区的智慧元件、设备等来掌握垃圾分类行为数据。“人工智能的上场,化解此前困扰社区的人手紧张等难题。”市人大代表施政说,分类环节精准度的有效提升,让智慧元件、设备在垃圾分类产业链中扮演起“查漏补缺”的角色。

6月16日,市人大城建环保委专程赴虹口区调研,虹口区垃圾分类管理系统“橙小宝”让大家眼前一亮,它将居村、单位、投放点、车辆等各类静态数据导入平台,大屏幕上可随时调阅全区和街镇的基础信息数据,并实现对湿垃圾产生量、可回收物的监测统计及清运监管。“自去年7月1日以来,不合格整改单从月均86单逐步下降,到今年5月仅为14单,监管实效明显。”不过,虹口区绿化市容部门也反映,目前这一信息系统还只是1.0版,采集数据和使用仅限于绿化市容系统,数据发挥作用的空间较为狭窄。

“目前,市级‘一网统管’平台只归集5个静态指标和生活垃圾处理情况、建筑垃圾处理情况等2类动态指标,接下来升级应用的空间很大。”市人大代表屠涵英认为,应充分开发利用大数据,不仅是针对干湿垃圾分类监测和清运监管,还可在更高层次加以利用,比如通过垃圾分类投放,测算出循环利用了多少资源,节约了多少能源,对空气清洁度有多少贡献等,“如果能让百姓知道他们垃圾分类的实效,积极性和成就感会更高。”

源头为垃圾“瘦身”成为共识

从源头开始减量,意味着在生产消费所有环节中都要尽可能减少垃圾产生。

“我最关注的是‘头’和‘尾’。”这一年,许丽萍参与的垃圾分类执法检查有十多次。她说的“头”指源头减量,“尾”指末端处置。

当大多数居民迈过“怎么分”这一关卡,垃圾分类行动也吹响了“源头减量”的号角。

这一年,垃圾分类在整个产业链引起的震荡效应慢慢发酵。打开手机点餐,平台不再默认提供餐具;入住酒店,客房内不再主动放置“六小件”……源头为垃圾“瘦身”,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。

在共识之下,还有更多可以期待,比如快递企业“组团”推广可循环利用绿色包装。目前,市场上80%至90%的网购包装都由电商先行包装后投运,仅在收递环节减少包装,人们的感受度并不高。许丽萍认为,随着越来越多城市开始试点推广生活垃圾分类,适用于全国范围的快递包装可循环利用规范有待建立。同时,可循环利用还是个技术含量极高的科学问题,应积极鼓励、引入更多新技术企业加入。

餐饮后厨是源头减量的一大阵地。不少代表建议,在餐饮源头多引入“净菜”,不但可以减少垃圾来回运费,也会大量减少摘菜、挑洗环节中产生的菜品垃圾。在施政看来,源头减量还意味着观念的转变。蔬菜菜皮进了厨房是湿垃圾,但在田间地头,菜皮就是肥料。“只不过,市民可能觉得‘带着泥的蔬菜’更新鲜,这些观念都有待改变。”

快递公司为源头减量研发的可循环利用快递盒

分出的垃圾有多少循环利用了

这一年,代表们越来越关注:居民前端分出的垃圾如何被更好地资源化利用。

6月19日,市人大执法检查组在虹梅街道看到了湿垃圾处置的一种方式。步入市民环保体验中心,江南水乡特有的挑檐砖木结构,颇有格调,院中更是郁郁葱葱。湿垃圾被运至这里后,经过微生物等技术手段处理,再被制作成有机肥料送至合作的果园和农场。每天,该中心内设的4台湿垃圾处理机可“吞”入30余吨湿垃圾。在这里,垃圾处理站不再成为让人绕道的“无人区”,甚至成了社区环境的“加分项”。

在青浦界泾港菜市场调研时,许丽萍发现,菜场里有台装备可处置湿垃圾。不过,那台机器蒙了厚厚一层灰,看得出失修已久。工作人员解释,就地维修机器会散发异味,市民有抱怨,就一直荒置了。“湿垃圾处置是一大问题,我们引进了科技装备,但也要注重及时更新和维修。”许丽萍说。

更多湿垃圾原地“消化”的同时,可回收物回收量持续增长,资源回收利用水平不断提升。数据显示,自《条例》施行以来,全市两网融合体系初步形成,1.5万个可回收物交投服务点、170个中转站、10个集散场汇集成了上海两网融合的点、站、场体系基本框架。

杨浦区一居民区垃圾桶旁添了台机器,居民用手机轻轻扫一下,只见箱门打开,居民把废旧报纸和纸箱投进去,过磅后,居民的手机即刻收到了费用。这是“爱回收”企业在居民区的一个设点。屠涵英发现,这样方便快捷的回收装置很受欢迎,小区里的孩子争相拿着废旧纸盒来过磅。“很高兴看到,资源回收利用这张网已撒得很广,但资源利用的网点布置却一半不到。”屠涵英希望,回收企业能在更多社区布点。

代表们也发现,在资源回收利用方面仍存在不少困难。目前,全市有64家回收主体企业基本属于区域服务企业,技术水平不高,不利于形成可回收物再生资源利用的产业链。另外,低价值可回收物的补贴政策尚未落地。目前11个区已出台了低价值可回收物补贴政策,只有部分区进入操作落实阶段。由于运输、仓储和人力成本高,低价值物产业链难以形成,回收体系建设困难。据虹口区估算,从“最后一公里”回收低价值物的成本约在600元/吨,远高于补贴额度。

代表们建议,加强对资源化利用的顶层设计,想方设法支持资源可回收行业发展,努力破解泡沫塑料回收、湿垃圾产品运用等制约资源化利用的关键问题。

市民珍惜自己取得的成绩,不想回到过去

去年,上海因垃圾分类在全国“火”了一把,甚至还有其他国家想来上海取经。但这件事绝对不容易做。德国1904年就对垃圾分类立法,日本东京立法是1970年,中国台北是1996年,几乎都花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功夫,才把这个习惯慢慢培养起来。

上海如何通过一部立法、用一年多时间让垃圾分类蔚然成风?有代表归因于“开放”。早在立法调研之初,市民就在一起热烈地讨论怎么分、如何分。当时市民有吐槽、有调侃,甚至衍生出各种段子。对此,上海以包容、开放的心态,让各种建议和意见充分交流讨论。不充分讨论,就无法达成共识。比如要不要定时定点、要不要撤桶,立法都充分考虑和采纳了市民的建议。只有这样,条例通过后,市民才会觉得这是跟我有关的一部法。可以说,从立法之初,市民对垃圾分类的热情就被点燃。上海以地方人大立法推动城市治理,让垃圾分类形成长效机制,并逐步内化涵养为这座城市独特的精神气质。

记得当初采访爱建小区的垃圾分类经验时,复旦大学教授刘建军提出“垃圾分类+”的概念:垃圾分类将陌生的居民联接在一起,成为撬动社区治理的最佳支点。在他看来,垃圾分类解决“垃圾围城”只是第一个功能,通过“垃圾分类+”党建、志愿、环保,社区共同体逐步形成。

的确如此,这一年,我们看到,由垃圾分类牵引出一系列变化:它撬动了党建,提高了社会治理水平,也让市民素质得以提升。同时,垃圾分类倒逼末端处置,“两网融合”加快布局,湿垃圾循环利用也在加速,人工智能、黑科技以及“一网统管”被运用到垃圾分类中,催生出一批资源化企业,促成环保产业链升级。

万里长征还只是拉开序幕。值得欣慰的是,疫情期间,居民垃圾分类依然有序。没有倒退,为啥?一位代表道出缘由:因为上海市民都很珍惜自己取得的成绩,不想再回到过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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